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浸透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立场与方法。

应当说，公平正义一直是法治所追求的终极价值与理想，甚至可以说，法治的灵魂就是公平正义，因此，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共同特征。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习近平总书记的思考不是仅仅着眼于眼前，而是深谋远虑，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子孙后代，着眼于实现《宪法》提出的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着眼于真正解决历史上一直存在而未能解决的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从制度上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最终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成文法背景下，人治式的法令、命令也可能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这一哲理命题深刻阐释了国家现代化与法治之间的内在逻辑规律，即任何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必然要遵循法治的普遍原理、原则、精神与方法。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别无他途。政治现代化一般涉及权威的合理性、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个方面，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独特的理论与实践。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一)革命法治的话语新生近代以降，中国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新的法治主义话语应运而生。经过热烈的讨论，《中国共产党纲领》作出规定：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11)以整合为导向的法的历史理论认为，法律的革命奠定法治传统的基石，每次革命最终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它体现了革命的主要目的。在此种意义上讲，谁是法治的主体，谁就是法治话语的创造者和生产者以及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者和维护者。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是重要的承启枢纽。(42)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大众化的革命文艺，以民族人民阶级劳动等为关键词，运用仪式化运作、生活化叙事、情感化表达、英雄化导向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新的法治话语传播，不仅激发了民众参与革命的热情，还普及了当时的法制规范和方针政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其战略用意也在于此。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主线，我们可以将革命和法治的话语辩证、价值与制度的话语融合、规范与实践的话语集成贯通一体，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得到集大成式体现的党的法治创新理论与伟大社会革命实践有机结合。着眼于法治人才的培养标准，中国共产党重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13)参见程燎原：清末的‘法治话语，《中西法律传统》(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

从发展型法治到法治型发展，从非体系的单向度发展到体系化的均衡型发展，可更好地概括中国共产党法治和发展的关系话语精义。注释：①[荷]图恩·梵·迪克主编：《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周翔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5页。即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革命就是武装斗争。四、规范与实践的话语集成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革命与法治、理想与制度、规范与实践的动态均衡，不断生成新的融贯性话语，满足各领域、各方面、各主体的美好生活需求，成为中国共产党法治话语体系生成的基本经验。

③参见[英]诺曼·费尔克劳：《话语分析：社会科学研究的文本分析方法》，赵芃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8-30页。全面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这是原则承接。

泛泛而谈的法律多元主义，则缺少主次、轻重之分，将五花八门的制度规范皆纳入法的话语。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三统一到新的原则体系，论述结构前后嵌套，理念语义逐层丰厚。

在基础义的层面，法治体系主要指法律制度体系，可整合法律规范及其实践系统。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一是法治整体布局话语。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法治学术话语，试图将这两层含义关联一体，形成政治理念上的法与实践运作上的治的合义。(65)上述总目标总抓手的形象比喻，标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价值目标和实践战略上的双重定位，内含话语构造上的整体关联、内外贯通功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背景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处理好法治与发展的关系。

(66)参见朱景文：法治道路与法治体系的关系——习近平法治思想探析，《法学家》2021年第3期，第7-9页。(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④参见[英]Paul Baker、[博茨瓦纳]Sibonile Ellece：《话语分析核心术语》，黄国文、刘明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第33-34页。参见臧峰宇：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哲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44页。

(37)参见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50-52页。(58)中国共产党基于法理上的领导地位和代表资格，对法治话语的建构日渐涵盖理念、规范和实践各层面，并加快形成科学完整的法治思想理论及话语体系。

它是根据基本精神之语境、依循核心要义之语义，生成的实践操行上的语用。在当代中国，法治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出现实践困阻，与法治话语体系缺位有很大的关系。(62)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简单替代，亦非后者转型升级的产物，它有独特的语境、语义和语用，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法治观的深层语法。作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党内规矩的范围不断延展，包括党章、党的纪律、国家法律以及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59)构成新时期法治系统工程的关键制度支撑。

涉外法治体系话语的提出，凸显了法治中国的世界制度意义。(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7页。

换言之，只有改变不正义的社会环境，扬弃旧的法权观念，建立体现正义的经济关系，才能使实质正义充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63)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的是从新发展话语的法理内涵入手，辨析其内含的法治价值和规范要求，然后将其融贯在统一的话语体系中。

如果进一步以找回政党为问题导向，那么可对法治话语的能动性(agency)有更为明确的认识。(43)参见梁珊、秦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构建——以革命戏剧为考察对象，《党的文献》2020年第6期，第92-94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法治话语由理想型向制度型扩展，在渐进中塑形，在曲折中反思，在改革中续造，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不断融合。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治法为本、治人为用，相辅相成、综合治理的经验智慧。在既定的价值原则引领下，贯彻新发展理念，法治实践战略在表达上必须全面系统、精准切实。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74)参见郭声琨：从党的百年法治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奋力推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高质量发展，《求是》2022年第12期，第20-21页。只有说服群众，才能领导群众、获得群众。

例如，主张找回国家的学者，以社会革命概念更新革命研究的范式，将马克思奠定的革命研究传统推向新的学术对话平台。⑦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40)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根据地政府颁布的法律、法令、训令、指示、条例、章程，各根据地立法和司法机关发布的关于制定、执行和解释法律的报告、说明和工作总结等，都是中国共产党法治话语体系生成的重要文献资料。(12)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法律革命在观念、制度和实践各方面的整体关联，既反映出革命与法治的某些制度冲突，更彰显出革命与法治的理念辩证。